编者按：
杨先让，1930年生于山东省牟平，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常务副会长。杨先让先生与刘士铭先生自艺专期间既已相识，二人求学时期就颇为要好。等各自留校共事后，又因共同对民间美术的关注而心生默契，留下了诸多往事回忆。在杨先让先生眼中，刘士铭先生对于艺术无比痴情，他通过吸收民间文化的养分，艺术创作走向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今天，我们更要重新认识刘士铭先生，意识到他艺术的重要性。

问：您与刘士铭先生自读书时期就已经相识，请您先回忆下与先生在校时的际遇。

杨先让：我是18岁入学的，当时艺专校园很小，学校的学生也并不多，我记得雕塑系只有三四个人。我经常到他们班去玩，当时最要好的就是刘士铭，我特别喜欢他，他蔫蔫的也不说话，挺和蔼的。记得是1949年，我们全校师生都被要求到郊区去参加土改，他的腿不好，所以不能去。我问他，你一个人待着还好吗？他说挺好的，每天都在王府井路口那坐着看人。我说，人有什么可看的？他说看不够，各种的来来往往的，什么人都有。还有一件事，我们土改回来以后，学校发起了“红五月”的创作号召，学生参与其中可以得奖，我们都没得奖，他的一件雕塑《丈量土地》获奖了。这两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他真是一位艺术型的人。

问：您指的“艺术型”具体有什么体现呢？

杨先让：我们这些人虽然都搞艺术，但感觉和他不一样，他很痴情。比如他喜欢河南梆子，还送了我一个用硬纸壳刻的戏剧女演员侧脸头像，我之前一直保存的，但是搬家的时候丢了，很可惜。后来因为热爱豫剧，喜欢马金凤，他还上河南去了，这是一种很朴实、崇高的情感，是在艺术领域的一种情谊，这份痴情真不是谁都有的。再回到艺术创作角度，那会中央美术学院是学西方的体系，徐悲鸿先生留法回来传播艺术，希望改革中国的艺术，所以我们是学洋的，雕塑也是一样的。可是刘士铭呢，虽然与王临乙、滑田友先生学了一些西方的雕塑语言，但从他得奖的《丈量土地》来看，是将西洋的雕塑手法与民间的传统相结合了，这一特殊的艺术气质，是人所决定的，而不是教出来的。刘士铭很有自己的主张，他对民间的了解与体会很深，吸收了很多民间的文化养分，他的艺术走向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问：刘士铭先生的作品，在当时没有宣传开来，没有被更多人认识，您怎么看这一情况？

杨先让：是的，甚至包括在美术学院内部，他都是默默的就在一个旮旯里头创作。你想想，就在这一个屋子里头自己每天做雕塑，认识他的人很少。再一个呢，他是一个不张扬的人，能沉得住气，专注于做自己的一些事情。他喜欢民间，自己也民间味十足，有时候还扎着裤腿，他也不穿皮鞋，总是布鞋。但如果了解他的身份，他不简单，是从天津过来的大户人家，只不过是他自己很朴实，所以他和民间的接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后来，因为我当了民间美术系的系主任，所以对他更重视了，教学上有机会能够安排录像记录，我就要求去录他，也算是想出一份单薄的力量吧。

问：您认为刘士铭先生对民间的关注，这是天性使然吗？

杨先让：天性，这挺有意思的。他在我们的同学里头的确属于一个异类，很特殊很不一般。
虽然我们都是徐悲鸿先生培养的一批学生，大家都受到了西方艺术体系的教育，但是他走的路却是一条民间的路。而且这在美术界是很冷门的，不被重视的一条路，甚至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来宣传自己。
我特别喜欢他送我的一件船的小雕塑，小孩蹲在船上非常有意思。我还根据这个船画了一幅画，是他的雕塑启发了我，让我有一种傍晚烟雾缭绕，夕阳西下的感受，没有他的话，我画不出来这张画。因为除了在他的雕塑里头，我没见过那种方法来表现的，他走的是一条陶艺的路。他在河南一定是看到了很多唐代以前的出土文物，对他的影响一定大得很，所以中国的塑像传统被他吸收了，最后运用到了创作中。这种“捏泥人”的方式也不能做太大的东西，所以他更多的是做了一些小的雕塑，这也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独有艺术特色。

问：您自己对于民间艺术也很喜欢，这也是您与刘士铭先生的缘分所在吧。

杨先让：因为原来我是从版画系调出来的，江丰校长成立了一个连环画系，让我在那里工作，其实我是完全属于学洋的，最后有些赶鸭子上架了。后来连环画系扩展成为了民间美术系，但那会其实还不够深入了解到民间艺术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必须要去了解黄河，因此当时走黄河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与初衷。我喜欢民间也是慢慢地走向理性，然后走向一种感性。就像刘士铭他虽然也是学习西方的，最后自己却走了一条民间的路，陶冶着他自己的性情，我相信他一定也有他的目的，我觉得他不是被动的，他是自觉的。

问：您去研究民间艺术，包括走黄河的时候，会觉得中国古代的民间艺术非常宝贵吧。

杨先让：那当然了，越走越感觉到可贵，越走越感觉到太需要保护了，所以我才敢有胆量在美术学院里嚷嚷，这嗓门多大呀，我要先嚷啊。后来，我就在中央美院建了民间美术系，因为这太重要了，所以我就干了一些事情，但就是目标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是在不断地梳理和研究中清晰的。因为艺术上的路是千家百家的，虽然徐悲鸿先生提倡写实，但他也说将来的话，中国的艺术会是百花齐放的，各种各样的派别都会出现。我觉得徐悲鸿先生是相当开放的，所以我经常说，我在美术学院辛辛苦苦办了民间美术系，刚一退休他们就给取消了，如果徐悲鸿先生在的话，不给我颁一个大奖才怪呢。我觉得，徐悲鸿先生一定能认识到中国民间美术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对泥人张也很支持，对南方民间神像的保护也很支持，我认为徐悲鸿先生在的话，一定会支持刘士铭走他自己的这条路，只是在当时刘士铭他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

问：我想刘士铭先生肯定也很喜欢您，不然为什么要把那个船，还有剪纸送给您呢。

杨先让：因为我老去看他吧，再加上我也是民间美术系的系主任，对民间艺术也很喜欢。虽然我们那会交流不太多，大概都是很默契的，我绝不会要他的东西，不好意思张嘴，我没这个习惯，一定是他主动地送给我，我就留下了。我真是太喜欢那个船了，所以我到美国也一直拿着它，最后还画了这么一张画，也是充满了感情。这是他给我的感情，也是我走黄河的时候能体会到的那种黄土高原的味道。我这张画他也不知道，也没见过，我也没给他说过，就是见了面也没想过要谈这些事，这是一种很默契的感觉，很自然用不着解释。刘士铭是个好人，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我感觉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给他更多的发挥空间，没有形成一种力量，没能形成一支队伍，他就自己这么一直单干着，走着他自己的路，这真的实属不易。所以今天我们更要重新认识他，意识到他艺术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