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展览学术主持王少军教授接受艺讯网专访

原文标题：王少军：以刘士铭个案为基点，我们在开垦一片新的“土地”

2019年12月13日，中央美术学院刘士铭雕塑艺术馆开馆展《戳心尖尖的泥巴拉话话的魂——刘士铭雕塑艺术展》正式启幕。值此展览开幕之际，艺讯网特邀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展览学术主持王少军教授进行专访，从“中国做法”项目的背景、此次开馆展构思以及刘士铭先生其人等方面展开讨论。

艺讯网：王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艺讯网专访。作为刘士铭雕塑艺术馆的开馆展，《戳心尖尖的泥巴拉话话的魂》呈现出了对刘士铭先生及其艺术的一场别开生面的追忆，形式和主题切入都很新颖。此次展览作为“中国做法”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契机，您能具体跟我们聊聊整个项目的发起和更多细节吗？

王少军：从总体的背景上来看，中央美术学院对刘士铭先生的研究早就启动了。刘老先生是我们中央美院老一辈的雕塑家，也在教学岗位工作多年。在先生晚年时，学校在中国美术馆办过一次他的大型个人展览。近年来，不论是从文化建设或是教育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这一块都高度重视。在美术领域特别是雕塑领域，这种趋势也成为了学界的一个话题，而刘士铭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关注。在他去世之后，美院雕塑学科对这方面一直在进行挖掘，刘士铭先生的个人创作和教学都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思考。大家都注意到了他一生走过来的路，实际上直指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中国本土雕塑语言的研究和发展。这个展览作为项目中的一个部分，它不仅仅是对刘老作品的展示，还有对其作品理论层面的研究，在未来还会有对他的著述以及别人对他的评述等文字方面的整理，这些工作都正在进行。基于学校对刘先生的关注，此次项目从建立刘士铭雕塑艺术馆开始，项目的第一个单元则设定为对他作品的一个展览呈现。在国内展览之前已经先期在纽约和华盛顿进行了巡展，反响都很不错。

国内的这个展览区别于国外巡展的一个展陈设计，它不仅仅将视野局限在造型的、雕塑本体语言等方面。我和策展人曹庆晖先生也有所沟通，他的设想是侧重于刘士铭先生本人，将他的生活阅历作为大的背景，以此来观测与显现其作品当中所蕴含的更丰富的文化底蕴。展览更主要的是去挖掘一个“人”怎样成长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富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艺术家。所以这个展陈在设计上就更强调了复制刘士铭先生的生活环境，将如沙土等的自然景观进行了微缩以及不同空间的转化等，这些尝试都显现出策展人对这个构想的实现。最终的反响是不错的，当然也得承认，相对来说，由于某些条件的限制，最终呈现的效果还是没有做到更精致化。我说的“精致”并非是那种华丽的精致，而是我们所设想的一些应该“到位”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比如制作上的困难造成了一些质感上的不足。但我仍然觉得展览整体呈现效果的确是给观众提供了一种有新意的观感，而这种新意不完全是一个外在的形式感，而是真正的能让内、外行的观众都感到一种对人的情感、心灵的与生活的触动，这是这个展陈设计与策展的一个成功之处。我认为这一点不仅仅停留在展示的层面上，它更有可能在未来的研究方面提炼出刘士铭作品本身之外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艺讯网：我也跟曹庆晖老师聊过这次的展览，从我本人的观感来看，也正如您提到的，这次的策展思路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刘士铭先生其人”这里切入，挖掘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经历与性格，从而营造共情性。我了解到刘老是1980年左右调回美院的，那段时间您也正好在雕塑系学习，您所接触和认识到的刘老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少军：我和刘士铭先生算是忘年交了。我在1978年的时候考入了雕塑系，一两年之后刘先生就被调回美院了，被聘任为雕塑系陶瓷工作室的指导老师。那时候，陶瓷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还比较陌生。刘士铭先生在对学生进行教学指导之外，他个人的创作欲望非常强烈。我印象特别深，不论课上课下，我们经常看到他在小工作室里工作，那时条件远没有现在那么好，只有一个不足一立方米的小电窑，他烧的东西也是小型的，我们去到工作室时看到他的每一件小作品都很触动人。当时我仅仅认为那是对生活认识的生动表现，但是现在再回头想想，对老先生来讲，这些东西已经是几十年来，伴随着他从河南、到保定、再到历史博物馆的经历的漫长学术思考与推敲。这些小雕塑实际上是他深入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才能打动我们。

我们今天重新去梳理、观赏刘先生的作品，确实能够体会到老先生别具一格的魅力，这并非仅仅局限于艺术本体方面，更在于他对人生的认识，这一点在我看来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在今天推出这位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为被公认的名家，而是我们发现他的生命与艺术当中具备名家大师的质量与气度。对我们来说，将这位先生推向学术界甚至整个社会都是极有必要的。

我对老先生还有一个印象是，我最初认识他时，我就感觉他不是一般人，他给我的印象一直像是一个“罗汉”。在我看来“罗汉”是个形容词，用在刘先生身上，是形容面对生活的艰难、自身身体上的残疾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的现象（我印象中那是一个活跃的、集体脉动着的时代与社会），他能够沉稳地、理性地或者说是充满智慧地去判断与分享那个时代所存在的某种高品位的艺术价值。在这一点上，他有意无意地，我们也是潜移默化地得到了他的影响与指导。所以我一直对他的这种所谓“罗汉精神”是十分推崇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形容合适不合适，但这样一种精神实际上是在我们文化层面，作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群体里的一种极有价值的人生选择。刘先生对钱和物质都比较淡薄，我记得他天天穿的服装永远是那么一身，非常简朴，他从来也没有在这方面让我看到“讲究”，但是我从艺术与对生活的认识上观察他，他太讲究了。他是很挑剔的一个人，但是又藏而不露，表现得十分谦卑。所以我认为在他身上已经建立起了这种系统的东西，这对我们后来年轻人的成长是一个示范。我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来自于对一个人成长的教育，特别是青年人人格培养这个层面上的责任感。我觉得这个意义之大，已经超过了其他方面的价值。

艺讯网：近几个月来，关于刘老的系列展览实现了在国内与国际的同期联动。日前结束的纽约站“出走与回归”以及华盛顿站的“仁者爱人”展览艺讯网都有到现场进行深度报道。现场观者普遍有感于刘老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真实的农村生活与群众的状态，“真实”而“朴素”。在计划海外巡展的脉络时，您对纽约与华盛顿展览效果与观众反馈的设想是怎样的呢？

王少军：对这个话题我倒是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在这几次展览之后，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和评价，比如“中国做法”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大？用来概括刘士铭的艺术是不是合适？对于这些质疑，我是这么看的：从最初到现在，我一直想说明的一点是，“中国做法”这个概念首先是刘先生自己说出来的，而不是我们附加在他身上的一个概念。这个词单独听上去确实很大，但我们应该理解的是这句话从刘先生那里说出来的那份含义。我将他这句话作为我这个项目的标题当然会给人一个直观的宏大感觉，可是回到刘先生自己说这句话的语境来看，他指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他指的是用中国人的方式来讲他自己的故事。当然现在将这句话解读成一种国家意识也可以，因为有“中国制造”、“中国方案”等说法可以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要回到刘士铭先生本身，也回到我自己的内心，这个“中国做法”实际上不是一个宏大叙事，而是一种生活细节。这种生活细节，往往被别人解读为“真实”，因为真实，所以打动人。而我认为还没有那么简单，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真实”就可以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或者效果，我反倒更愿意把它解读成“准确”或者说“精炼”。一个农妇抱着孩子，一个在后台的穿着戏服的演员，这是什么？不说宏大甚至真实，我理解为就像医生用针灸准确地刺到了一个穴位上，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做法”的目标。

海外的观众为什么在看了之后也能被打动，原因就在于人的穴位都是共同的，只要刺到了这个穴位，都会有感觉。所以我认为它的目的不在于找到一种所谓的样式来区别他者，我们不是在找样式，而是在找“穴点”，这个“穴点”是国际的，就如那个那个中国农妇，这个形象虽然是中国的，但是全世界的女人哺育孩子的状态都是一样的。因此我判断刘先生的价值就在这里，他是唯一一个用最通俗的、最民间的这种“针法”，准确地触及到了人们的穴点。这样，所谓的“中国做法”就变成了一种“国际法”。

我们并不是在宣扬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去替代别人或是去评价他者好坏，而是在传递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痛点和大家是一样的，这样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就建立了起来。“中国做法”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或是政治化的标签。我认为这个意义没有被很多人理解，反倒是用另一个概念套在了它上面。所以美国的几站巡展的反馈恰恰可以证明我的选择的正确性，海外观众能够被触动，我觉得就够了。

艺讯网：我在与美国国家美术馆的一位中国策展人的采访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她谈到这个名词从词面上看很像她之前做过亚洲展览中提到的“日本做法”或是“韩国做法”。但在实际看过刘老的作品之后，她理解这种“中国做法”并非是宏大叙事的，或力图证明中国特性的，反而更像是民间的、故事性的创作手法。我觉得她的理解和您刚刚阐释的“中国做法”的内涵是十分契合的。

王少军：非常一致！刘老作品的价值，或者说让人感到有兴趣的地方，就是这种“民间性”。这个老先生是扎在土堆里成长起来的，他不是刻意在追求所谓的新鲜的表达手法，而是看到了这片土壤中如同金子一般的价值，从而去筛选及进行艺术转化。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将其政治化，而应该在艺术角度之外，还从生命的、人类的、共享的角度，去分享中华民族的民间之美。这种美是原创的，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接近源头的那部分。老先生是学院派出来的，但是他把民间艺术中最精华的部分摘取出来，用民族的手法表达了中华民族一种淳朴可爱的核心文化。

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是以刘士铭艺术的个案为基点，真正要挖掘的东西还在后面，因为中国有大量这样的艺术家，他们一直都在创作着、生长着，只不过还没有被发现。而这个生态，我们还未拿出来当做一个重要的部分来推进。这是刘士铭先生走的路，也是我自己在走的路，我们应该在一个脉络上。虽然从形态和样式上来看我们有很大区别，但是我也在找“穴点”，我用另一种方式、用我自己的语言在构成我的“标签”。这个标签或许会被人误读，我不在乎，但我还是希望有明白人能看到我也在找那个“穴点”。

艺讯网：回到国内央美小营校区的刘士铭雕塑艺术馆的展览及后续发展，以此次开馆展为基点，艺术馆在未来的展览与研究方向是怎样的？

王少军：从规划来讲，后续的艺术家可能计划从不同的年龄层来依次引入，比如近几年美院退下来的、也在这个脉络上进行艺术创作的老先生。我们先不做更远的规划，近期的规划意图沿着这条脉络再向大家介绍另一位先生。当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以年龄大小来选择，而是希望呈现一个时间性的概念。比如刘先生代表着他所处的那个时空，可能会有另一个先生代表着改革开放之后的时代，当然还有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的艺术家……以此积累下去，不仅仅是刘士铭，我们实际上在挖掘一片土壤，在开垦一片土地，这就是基点的意思。在这个项目的运作下，我希望能让大家慢慢感受到一种生机——在这片新发现的土地上，我们种下的是一种未被发掘过的“艺术种子”，由此，大的生态土壤会越来越丰富，因为我们不仅仅在谈西方引进的当代艺术或是古老的文物传统，也不是在标签化地谈论我们现在走到了哪一步，而是一直在生长着。我的想法是持续性地研究这种土壤的肌理和营养，以及它孕育出这样的“植物”的前因后果。最终，以此研究成果来呈现中国的民族艺术呈现出的生态面貌。这是刘士铭雕塑艺术馆意图实现的终极目标，它的价值在于一方面去影响社会，另一方面为历史研究沉淀一些有价值的档案和遗存。

刘士铭雕塑艺术馆应该是一个“博物馆级”的美术馆，不仅仅实现展示作品的意图，还可以引入一种教学体系，让学生能够通过展览、研究来获取知识与传承，甚至是实现社会的美育教育。我也要感谢刘伟先生对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他深深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很懂得他父亲艺术的价值，他希望替他父亲实现还未完成的对社会的影响。我们也不求什么表扬，都向刘老先生学习，就如展览最后他的那句话：“观众可以和我的作品无声地对话比什么都好。”他的用意太深了，这就是“罗汉精神”。我们其实不是在探讨一种职业或是一种学科，而是在说一种人生，其核心在于人的精神层面。我们在生产一种精神产品，小部分人会珍重它，但更多的人还在浑浑噩噩靠着物质来维系自己的精神，人应当是让精神来维系物质。

艺讯网：以刘士铭先生为代表的这一批老一辈艺术家在挖掘立足自身文脉的现代性的实践中为我们当下的艺术从业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对于现在正在学习和从事雕塑艺术的学生和青年艺术家来说，他们应该如何在实践与研究中去传承和发展这样的艺术精神？

王少军：对学生与青年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任务。我可以比较尖锐地指出，在教育这方面，从学生角度来说，他们对自己所缺失的、需要去获得的部分没有意识，他们主动去寻求自己需要的那部分营养的意识还不强，比如人生的营养、人格的营养、对一个民族认识的营养等，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谈论从不同的老师那里学到了怎样的技巧或者掌握了一套系统的雕塑语言。我觉得现在尤为紧迫的是应该于教学层面，在兼顾对艺术技巧的基础训练这部分的同时，能够跟艺术创作，也就是一个人对社会和事物的认识的训练相结合。这种训练应该理解为一种方法论，方法论的选择因人而异。比如刘老先生在年轻时候就选择离开大城市，跑到艰苦的农村去寻找一种“方法”，他是冲着这种语言去的。如果他不做这种选择，城市中的优越条件可能引导着他走向另一条路，他或许也能实现另一种满足。刘老先生的结果就是这样，他的物质上可能不富有，但是他精神上的富足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学生注意。

人的一生就在于自我的主动追求，不要一味地埋怨客观原因，而要注重对智慧的主观追求，这是我想要告诉学生的。主动到艰苦条件下去寻找些什么，这种精神也是一种才气。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我特别希望整个社会都有这样的共识和警醒。青年人的成长并不是毕了业就算成熟了，社会是一所更大的大学，这所大学中的社会构成、社会教材是如何去配置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就如刘士铭雕塑艺术馆中所组成的这些展览，其实就是社会大学教学的一部分。永远没有毕业与退休，另一种教育在等着我们去思考与实践。我自己有一句名言：“人永远在成长，成年人也需要再成长，永远在路上。”我们要有不断的主动性和选择性才能实现不停息的成长，就如我自己通过这些项目也一直在学习和成长，我愿意和年轻人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