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纽约站“出走与回归：刘士铭雕塑艺术”展览后，以“人文精神”为线索，“刘士铭雕塑艺术国际巡展”第二站“仁者爱人：刘士铭雕塑艺术”于美国亚洲文化中心（华盛顿）启幕。相较于首站展览系统性地梳理了刘士铭其人以及艺术经历，展览“仁者爱人”着眼于刘士铭雕塑创作各个阶段与不同主题中所贯穿的“人文精神”。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呈现这一主题有着特别的意涵，展览将承载着中华民族文脉的雕塑作品置于这一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政治与文化语境中，引发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观者对于“人文精神”的民族性、现代性与共同性的讨论。
从华盛顿当地观众对刘士铭作品的即时性反馈来看，“日常生活”、“社会图景”、“生命与精神”等是开启进一步讨论的几个关键词。笔者通过在开幕式现场与不同观展嘉宾的交流，认识到刘士铭的作品即使被置于非中国的语境之下，也能在第一时间让观者产生阅读的好奇心与共情心理。观众或是有感于看似粗线条的技法塑造出的丰富人物动势，或是对不同形象的鲜活面目表情印象深刻，或是由多样化生活场景的描绘联系到生活经验。以此初印象为起点，刘士铭的雕塑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人们去探究其作品背后蕴含的形象、情感与生活经历是如何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中生长与发展的。由此，从刘士铭作品本身开启的对话，逐步被延展为对中国民族文化与历史的阅读与探究。
如果说，“人文精神”作为此次展览的切入点，其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立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引导着西方观者进入刘士铭的雕塑世界。观众在没有任何语言与文化背景的支撑下，能够基于刘士铭雕塑作品本身展开对话，这一现象的出现，实际上能够从对“人文精神”概念的溯源开始理解。
一、“人文精神”：中西方文化的交汇
目前在中文语境中人们所接触到的“人文”一词及相关概念，是从西方的“humanism”一词翻译而来，其进入中国仅有百余年，被认为是西学东渐的结果。然而，回溯中国历史的发展，“人文精神”的内核早在西周初期就已萌芽，在漫长的社会变迁与文化流变中，它始终以坚韧的姿态植根于民族文脉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在西方文化的演变过程中，一般认为人文精神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但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时期，一种处于自发状态的人文精神就体现于许多哲人的沉思与社会关怀中。[1]其中，古希腊盛期德尔斐阿波罗神庙门楣上镌刻的一句：“人啊！认识你自己！”警醒着远古的人们开始思考对人本身的自我认知。当康德在用德文Anthropologie（英文Anthropology，人类学）谈论启蒙时，强调的并非生物学或是物种学问题，而是一种质询启蒙本质的哲学问题。其归结了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希望什么？人是什么？”[2]其中，最后一个问题，被普遍认为是西方人道主义的核心，亦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再次回溯了德尔斐阿波罗神庙门楣上的警言，引导着人们去关注个体，思考与认识自我。
不论何种时期，西方的人道主义关注的是人作为独立个体的身心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论嵌入何种他者因素（自然、宇宙、国家、社会等），其最终讨论的都是个体“身”与“心”的关系。正如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本次展览策展人红梅女士在策展人语中谈到：“……（人文精神）在西方语境的社会学意义上更强调自我认知、自我独立、自我完善；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强调对个体的独立的人的尊重。”[3]
而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生命核心即在于人文精神。“人”在此语境中往往强调的是其社会性与群体性，在最为典型的儒家思想中，孔孟“仁”学的提出，强调的是其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而其以此为根据提出的政治主张与经济主张，探究的根本还是处在社会中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赵行良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中认为，中国的人文，尤其是儒家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促使人们对人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反思。[4] 因此，中国的人文精神内涵，更多的是将作为个体的人，置于社会群体中去思考，强调的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其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与集体性。
由此看来，人文精神作为人道主义的精髓，植根于历史，带着对“人”的关注，依托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传承生发。回到刘士铭的雕塑作品中，对“人”的关注是他创作的重要动力与灵感。刘士铭作为艺术家是纯粹而自然的，因而他关注的“人”亦是朴素而鲜活的。在他的作品中表现的形象，不论是黄土窑洞的风土人情，或是底层男女的嬉笑怒骂，他们脱离了物质、金钱与一切外物诱惑，而呈现出真实自然的生活状态。因此它的作品对朴素的、自然的“人”的关注点，契合了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人文精神”传统，使观者得以产生内心深处的共鸣。
二、“以人文本”：赤子刘士铭的赤子心
此次华盛顿站的展览，以“生命的意义——‘历博’文物研究”、“生命的本质——赤子与赤子之心”、“现实的人——平凡世界里的众生”及“理想的人——平凡世界里的欢乐”四个板块来分主题呈现刘士铭在世时亲手铸造的铜雕作品60余件。
自1961年刘士铭选择离开北京前往河南起，与底层群众的生活日常对话就开始成为他艺术创作中的重点。这一时期是刘士铭真实地接触着创作原始素材的阶段，豫剧演员、贩夫走卒、黄河船工、长江木排，车站人流，无一不进入着他的视野与脑海。然而，眼见之人之事不会立即被刘士铭转变为创作的对象，他需要更长一段时间的沉淀与思考。据刘士铭之子刘伟回忆：“他（刘士铭）不会看到了什么就立马就地创作，每天晚上睡前，他一日所见所感都会如电影片段一样在脑中闪过。经过了一段时间，还能够在他脑子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或事，他才会开始创作，这才是真正打动了他的内容……”。为人为艺如刘士铭，表达不在表面而深入内心，历经过沉淀与思考的艺术转化与呈现往往才最打动人。
刘士铭是一个简单的人，而艺术创作于他而言，也就自然而然是纯粹的。他选择离开北京，因为他内心向往真实而自由的生活与情感；他从西方雕塑语言的体系中抽身而出，保持清醒客观的距离，转而在历史文脉中寻找艺术语言，不过是因为他自觉想要描绘的生活与情感无法用已经习得的技法来表现。在艺术创作的路途中，不论题材或是语言，刘士铭一直随心而行，朴实而热烈。
观刘士铭的作品，看到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缩影，是个体与个体正在与社会发生着关系的动态。正如他所言：“……（我的作品）表现人为中心。人是社会的主体。”如在展览现场，作品《奶奶家的哈巴狗》刻画了一人二狗营造而成的简单场景，在政策影响下由农村来到城中生活的老人面上仍然透露着就出接触新鲜事物的局促，而一手拎着的超市购物袋却在无声的表现着老人已在融入着城市生活，渐渐成为“城里人”；《再教育》则反映的是文革期间下放干部与瓜农一同在棚里看瓜的场景：老农叼着烟，在狭小的棚里一派怡然自得，而反观带着眼镜的下放干部，其面色透露出的仓皇与茫然，身形瑟缩在棚内。在方寸间的雕塑空间中，那个时代与历史给不同阶级、不同背景的普通群众留下的不同烙印，悉数展现在如豆大小的人物表情与动态之上，入木三分。
在刘士铭的作品中，个体的人是寄居于群体与社会之中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生活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正是生长于中国民族文脉的“人文精神”。而其发展于在历史博物馆期间对文物的研究与修复经历的雕塑语言，正是为这种有别于西方的“人文精神”寻到了一种恰如其分的容器：它始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发展于刘士铭的艺术与生活经历；“捏”与“塑”之间，讲述的是那个时代社会当下的故事，反映的是群体与个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三、“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传承刘士铭之艺术精神
回顾雕塑家刘士铭的一生，他为人真挚善良、对生命与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在提倡时代英雄形象塑造的社会大背景下，他能在主流之外，随心而行，将关注点转向众生百态的真实人生；而他的创作技法则能在西方雕塑语言深刻影响我国雕塑创作的情形下去回溯历史，突破性地从传统民俗艺术中实现了真正具有本土现代性的“中国做法”。从各种意义上看，刘士铭的艺术之路，在他所处的时代，都具有先锋性与“当代性”。
那么，在新的时代中，当我们回顾刘士铭的艺术精神与人文内涵时，是否以他所处时代的“当代性”作为结论就可以了？刘士铭的雕塑与刘士铭其人，对我们当下的艺术创作与生活感悟，是否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
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与哲学史家庞朴曾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在此或许可以借用来探讨刘士铭艺术精神的当代意义。庞朴认为“传统文化”指已经过去了的文化，是一静态的凝固体，而“文化传统”则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灵魂，是一个动态的流向。前者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研究，可以肯定或者否定它；而后者总是仍在现实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5]刘士铭的雕塑从“传统文化”而来，但它立足于变迁着的时代与生活，它记录着众生百态的同时也被现实生活深刻影响着。而刘士铭的艺术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则可被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发展于刘士铭所处的时代与文化之中，但它依旧对当下与未来产生着影响。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当代文化带给人们的是更多元的信息与更宏观的视野。然而，与此同时其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在物质文化的极度发展之下，一切情绪与精神性的表达都在被最大的物化，使得精神文化被置于了一种极其容易被忽略的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不在某一种文化语境中，而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趋势。
那么在这个时代，刘士铭艺术精神何以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来作用于当下甚至未来呢？刘士铭自小饱受小儿麻痹症带来的痛苦与折磨，然而这反而激发了他对活着与生命的无限热情，他不断的强健身体并在黑暗中锻炼目力。他因而练就了一双能够捕捉日常生活中极小细节的双眼，因为在对抗病痛的过程中他渐渐习得沉心静气、无比专注地面对自己所钟爱的事情，因而他的艺术创作亦得益于此。因此刘士铭其人其艺，带给当下行色匆匆、浮躁物化的人们的启示，实际上在于对自我日渐麻木的感知能力与精神世界的反思。正如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马路教授在谈到刘士铭的作品时认为，“当人们为利益、声望、贪恋所惑，而退化了健康，萎缩了感知能力，变得麻木和概念化，越来越依赖各种工具来伸延本应具备的能力，来满足自身退化后的需要，越来越依赖强刺激来活跃麻木的神经，把概念化做到极端化以证明自己活得有意义。”[6]如果说当代的人们能够认识与理解刘士铭的作品，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自身的“退化”与“不完美”。
由刘士铭艺术中的“人文精神”凝练而成的这种“文化传统”，实际上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文化灵魂的当代再现。我们在当下回顾刘士铭其人与其艺，实际上是在提醒着不断被爆炸的信息、飞速革新的技术以及高速运转的物质世界逐步瓦解着内心感受的人们，启示他们重新去看见世界、去接触生活、去表达情感。
注释：
1. 赵行良，《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164。
2. 转引自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著《中外人文精神钩沉》，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P3。
3. 摘自展览《仁者爱人：刘士铭雕塑艺术》红梅副教授策展人语。
4. 赵行良，《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18。
5.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著，《中外人文精神钩沉》，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P27。
6. 摘自2019年11月6日马路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士铭雕塑艺术论坛上的讲话。
文｜周纬萌
图｜祁思阳 部分资料致谢主办方
图｜祁思阳 部分资料致谢主办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