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下定决心寻找并采访刘士铭，并非仅仅因为他上了央视的《东方之子》。“东方之子”有不少，唯有刘士铭让我的采访欲望无法抑制，非要寻找到他不可。

也许是因为我从小也喜欢玩泥巴的缘故吧，我被刘士铭的《丈量土地》、《农家小院》、《安塞腰鼓》等等“土得掉渣儿”的泥塑作品所深深吸引，那浓郁的乡土气息，那不朽的人文精神，震撼着人的心灵，让我产生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的冲动。不凡的作品，源自刘士铭历经坎坷的人生命运。其实，我更想解读的是——这些不凡作品与雕塑家人生命运之间有何关系的“密码”。

他家在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一幢高层住宅里。他的“工作室”就是自家阳台的一角。我的到来惊飞了在阳台上与他亲亲密密的小鸟。一群麻雀与他成为好朋友，每天飞来在他面前进食、饮水，蹦蹦跳跳、叽叽喳喳，似乎跟他有说不完的话。他呢，看见小鸟就欢喜得像个孩子，把小鸟的一举一动及展翅腾飞等神态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难怪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小鸟的身影，而且人与动物是那么亲密、那么和谐！

他说，我很喜欢麻雀的性格，它们曾被人打成“四害”之一，却无怨无悔，依然眷恋着这片土地。麻雀原先是在房屋的瓦缝下做窝的，高楼取代了四合院，它们也能随遇而安，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让我们城里人也能听到鸟鸣，它们的歌声不是最美的，可它们对生活的痴爱之情让我感动。

１９２６年，他出生在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乡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他在文庙后面的天津第一私立小学开始了文化启蒙，学校前面“乐善好施”的牌坊至今让他印象深刻。他的中学时光是在“意租界”的渤海中学度过的。他最熟悉劝业场楼上的书摊儿，常常流连忘返。他的姑姑酷爱戏剧，时常带着他到天祥剧院、天华景、中华茶园等地方听戏……天津肥沃的文化土壤给刘士铭蓬勃向上的生命以艺术的滋养。
１９４６年刘士铭考入国立北平艺专雕塑系，是徐悲鸿校长亲自招收的第一批学生。１９５１年，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班。刻苦努力的学习使他成为早露才华的艺术尖子，青年时期的刘士铭可谓春风得意，一片坦途。他在１９４９年的毕业创作《丈量土地》反映了北京郊区土改时，农民分得土地的喜悦心情。这件作品不仅在美院的创作竞赛中获奖，还被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博物馆收藏。１９５３年，他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１９５８年，他创作的《劈山引水》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民昂扬奋进的精神肖像，这件气势磅礴的雕塑当时矗立在长安街中山公园的入口，在全国报刊发表，出版彩页画册，是一件家喻户晓的代表作。被周扬誉为“这是一件永恒的不朽作品”，钱绍武先生称之为“在我国雕塑史上是会留下来的少数作品之一”。后来，这件作品被保定市以４０００元购藏，用水泥放大，作为太行人民的象征，矗立于保定市东风公园内，至今保存完好，实属难得。

刘士铭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雕塑研究生，接受过中央美院留法一代雕塑家扎实的西方艺术教育，依照正常的发展轨迹，他应该成为学院派的主流艺术家。

然而，命运捉弄人，命运也造化人！

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刘士铭的生活发生重大变故，他告别爱妻和孩子，远离北京，开始了漫长的近似于颠沛流离的“借调”生涯，先后在河南、河北等地奔波……他在窑洞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黄河岸边与船工和渔夫打交道，在窝棚里和老农看护庄稼，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苦辛酸，他们坚韧乐观的精神、他们喜怒哀乐的每一个细节都叩击着刘士铭的心灵，召唤着艺术家的良知与责任。他“反叛”了自我，开始用手中的泥巴为底层百姓、为小人物塑像，踏上了一条孤独苍茫的求索之路，并且取得了卓尔不群的艺术成就。

如今，当我走近这位老雕塑艺术家，握着他那粗糙有力的大手，面对那一件件他用心血及汗水和着泥巴塑造的作品时，不仅为他的传奇人生所感叹，更为其极具个性的艺术魅力所陶醉：《小背筐》（１９８０年）可爱的农家女娃手握镰刀坐在背筐里；《赶集》（１９８５年）人推着自行车艰难前行，也许，正是驮筐中的猪仔和羊羔给他力量；《后台的演员抱孩子》（１９８６年）让我们看到农村剧团演员生活的艰辛与对幼子的亲情；《妈妈回来了》（１９９０年）把人类对母爱渴求的天性刻画得淋漓尽致；《黄河船》与《长江木排》（１９９７年）述说着母亲河上船工们不尽的生活故事；《农家小院》（１９９７年）浓郁的乡村气息和田园生活的悠然自得令人羡慕；……那琳琅满目的作品分为“船的系列”、“农家窑洞和农家小院系列”、“黄土风情系列”、“都市风情系列”等等，可谓美不胜收。
他说，我所塑造的都是亲眼看到过的、亲身经历过的、触动过我感情的生活情景。只有自己感动的，才能让别人也感动。

他把自己的创作活动称之为：用泥巴写“日记”。他解释说，日记就是今日生活的记录，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真正称得上“艺术”的作品都是经得住历史考证的，是真实地记载了某一点或某一段历史。

刘士铭简介

雕塑艺术家，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荣誉津贴”专家。１９２６年出生于天津，１９４６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１９５１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班。１９４９年创作的《丈量土地》被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博物馆收藏。１９５３年，参加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１９５８年创作的《劈山引水》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民昂扬奋进的精神肖像，是一件家喻户晓的代表作。１９９７年创作的《黄河船》入选全国陶艺巡回展、欧洲巡回展，并被文化部收藏。出版有《中国当代雕塑家刘士铭》、《刘士铭作品集》等。

执拗：回归“中国做法”

记者：您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雕塑研究生，接受过中央美院留法一代雕塑家扎实的西方艺术教育，您却没能成为学院派的主流艺术家。是命运改变了您？您对生活没有遗憾和抱怨吗？

刘士铭：是我在不经意间撞进生活的怀抱，当初我只是想到河南体验一下生活，却颠沛流离了那么久。是生活选择了我，也是生活改变了我。我吃了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苦，但是，生活给我的恩赐和回报更多！我对生活没有遗憾和抱怨，只有虔诚的感恩之情。

记者：促使您进行艺术“反叛”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刘士铭：曾有人将我创作风格和主题的改变称为“反叛”，我觉得不太妥当，还是说“执拗”更好些。是我执拗地要回归“中国做法”。我曾被“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搞了７年的文物修复工作，与古代陶俑“谈情说爱”，学习体验了中国传统的雕塑艺术，对“中国做法”有了醍醐灌顶的觉悟。“中国做法”与“西洋做法”不一样。“西洋做法”非常写实，要靠模特，靠真人摆姿势，一丝不苟地临摹，是纯粹的写实手法。“中国做法”也观察得很细致，然后印在记忆中，但做起来就不受拘泥，放得开，更自由自在。比如，秦兵马俑，可能也是有模样的，做得却很自由，神态各异，有一个坐俑非常传神，说明塑造者对生活观察得非常细致，手法又非常自由。“中国做法”崇尚写意，更注重抓规律性的东西，比如，佛造像的服饰，更着重表现褶皱及下垂的线条。

记者：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古代雕塑是否忽视了人体结构的科学性？

刘士铭：这是个误解。“中国做法”也懂得解剖，懂得骨骼、肌肉的关系。我在河南结识了一些民间雕塑艺人，他们有许多口诀，比如，“三鼻五眼”，是讲头部关系的，脸一般以３个鼻子的长度、５只眼的宽度为宜；“行七坐五”，是讲头部与体形的关系，站立者一般以７个头、坐立者以５个头的高度为宜；还有“手大脚大不算病，脑袋大了就发愣”等等。还比如，宋代皇陵的石人，武将似“一张弓”，身体是弯曲的，文官如“一颗钉”，身体是笔直的，这样才显武将之勇、文官之庄。这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口诀，都是雕塑经验的总结，是符合人体结构和雕塑学规律的。什么是“天人合一”？我们的古代雕塑才是“天人合一”。敦煌艺术是“中国做法”的典范，西方著名的雕塑家也对敦煌艺术敬佩万分。是汉俑等传统雕塑改变了我的创作思想和风格，使我义无反顾地回归“中国做法”。

责任：用泥巴为百姓写“日记” 

记者：您的作品主人公都是普通百姓，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您对他们的爱就在其中洋溢出来，您的爱为何这般浓烈？

刘士铭：在社会底层生活让我与他们共同着命运，感受着真实的劳动人民的喜怒笑骂，他们赤裸裸地表达感情和爱。风沙中农村的男人、女人东奔西跑，为生活而奔波。女人的眼睛大而美，粗壮窈窕的腰身，走起路来像风刮过，有时看到她们开怀喂奶和站在院中赤着背，胸前露着沉甸甸的大奶，汗流浃背地为老公擀面条、烙大饼，胳膊用尽了心甘情愿的劲儿；再看她的爷们儿蹲在地上，一手摇蒲扇，在小院里边吃边喝，心安理得的样子，还有孩儿们闹和鸡鸣狗跳的热闹……感到黄河岸边的风土人情太美了！当然，还有男人凸出的肌肉和压而不弯的脊梁，那是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的阳刚之美！我被这种劳动人民的美深深地感动着，我从心里深深地爱上了他们。其实，这种爱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在我１岁多的时候，母亲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公，把我托付给姥姥家的颜妈。她是一个农村妇女，质朴、善良，有一双慈祥美丽的大眼睛。我一生最初的记忆，就是被颜妈抱在怀里，闻着她体味的芳香，走在一条长长的胡同里……困了就睡在她的怀里，饿了她给我买包子吃，她还买泥人、泥小车、泥鼓等哄着我乐。在我的记忆里，颜妈抱着我老是在走，晃晃悠悠，在长长的胡同里，走啊走……也许，正是颜妈在我的心田播下了爱的种子，也许，那时就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记者：您的经历和叙述像一首散文诗，因为爱，您才要用泥巴“记载”百姓生活的历史？

刘士铭：是的。俄罗斯雕塑家穆希娜有一句名言：“雕塑就是一本石头的历史书。”可是，不论中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雕塑都是为帝王、神、英雄或达官显贵们服务的。早期奴隶主或帝王死后，曾残忍地以活人殉葬。后来改为陶俑、石人、石马等，这些雕塑作品在无意间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历史风貌，比如，汉俑就使我们知道汉代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使用什么样的乐器和生活用具等等，成为考证和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的珍贵文物。可是后来，改为扎纸人、纸马之类了，出殡时一把火烧了，一点儿痕迹也留不下。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我的作用就是记录生活的变迁，用泥巴代替文字，为普通百姓的生活写“日记”，以这种形式“记载”历史。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丈量土地》、《劈山引水》我就开始了这种“记载”，只是后来更自觉地去做，有了一种使命感：不管别人做什么，我这一辈子的任务就是干这个！让当代和后代的人们通过我的作品看到，分得土地曾经给农民带来怎样的喜悦（《丈量土地》１９４９年）；黄河边上的渔民曾经用那样的连体小船捕鱼（《黄河鱼鹰》１９８２年）；在北京城里曾经有“卖煤土”这样的行当（《拉煤土》１９８２年）……它像古代的岩画一样是时代的记录，是对得起后人、经得起考证的。

记者：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浮躁之风盛行，人们拼命追逐着“时尚”、“新潮”和“经济效益”，像您这样甘于寂寞、不图名利的艺术家太难能可贵了。

刘士铭：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贵的，我这样活着只是觉得比较舒心。有人热衷于搞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是人家的自由，作为一名过来人我只想说点儿自己的浅识：如果搞一些像工业垃圾一样的东西，是会速朽的，因为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说明不了什么，也承载不了什么。真正称得上“艺术”的作品都是经得住历史考证的。

记者：是的，现在有的城市雕塑搞得特“前卫”、特“怪异”，让人看不懂其表达的意思。

刘士铭：我理解雕塑应该以人为本，以表现人为中心，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艺术的主人。失去了人及人文精神，艺术就失去了灵魂。

补记：自述诗·自塑像和新作
记者：请您向家乡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自述诗、自塑像和最新作品吧。

刘士铭：姑且算是我的自嘲诗吧，偈曰：“似塑非塑火中情，曲折坎坷黄土情。世事非非是是非，唯摩三轮人中行。”前者说的是我一生的追求，后者说的是我的生活状态。我穿着胶布鞋蹬着三轮车出行，小区保安曾误以为我是老农而拒之门外。有人说这很尴尬，我倒不觉得难堪，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嘛，一个普通得像老农一样的老头儿。有人说我的“自塑像”太过孤独，端坐的主人像一尊佛，只有一个火炉、一只小鸟陪伴。人的一生最需要凝神静思，尤其是搞创作非苦思不可，有香茗和小鸟为伴儿，我很惬意。这是我２００７年的第一件作品，就取名《东北二人转》吧，是我在看电视时“记忆”下来的，有了创作的冲动，就把它塑成了。是的，我的创作还在继续。人的一生能托生为人是很难的，能得到一次生命机会正如半空中一条线穿过空中的一个针眼儿，其难可想而知。所以，我非常珍惜仅属于自己的生命时光和艺术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