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士铭的艺术

时间: 1999-02-25
作者:钱绍武

在士铭雕塑集出版的时候,已写了点士铭的艺术轶事,不料引起了出版家的兴趣,一定要我深入地谈一下士铭的艺术成就。那么我还是就上次所谈的基础谈下去吧。上次我谈他继承了汉俑传统,他在博物馆搞过七年的修补工作,这时他大量地吸收汉俑的优秀传统,他吸收的传统并不是一些形式特色,而是一个原则:即无拘无束,有感而发,什么猪棚狗窝、火腿干鱼、达官贵人、贩夫走卒、吞刀吐火、轻歌曼舞、乃至城郭望楼、厨房茅厕,凡一切本以为不入雕塑艺术者,到了汉俑作者手上,都变得“百无禁忌”,都“自然成文”、“妙趣横生”。我以为这才是刘士铭学习的本质。对汉俑作者们来说,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艺术家,但他们都有着艺术家的本能。当然,他们也会想这些汉俑的实用目的:让这些作品在墓中活起来,继续墓主人的生活。刘士铭当然是自觉的艺术家,但他充分吸取了汉俑作者们这种质朴和真诚。他充分利用了这一自由而广阔的艺术门类,藉此表达了他自己的悲欢离合,同时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却又充满了希望的时代。

士铭随着剧团下乡,他见到了戏台后面化了妆的旦角,坐在戏具箱子上给孩子喂奶,脚边还有两只土鸡在觅食,生动真切,令人难忘。这种场面应说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却从一点小事揭示了那个艰辛的年月。夏天,甜瓜成熟了,下放干部和老农在瓜棚里看瓜,棚子里乱七八糟,棚子底下还放一个水罐,老农正在抽烟,悠然自得,那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却惶惶然,紧张无比。这些人物的脸,其大小如豆,但表情动态,入木三分。“文革”中的众生相,在文学中已有了反映,在雕塑作品中我却只看到了士铭这些作品。到了80年代,大批干部退休了,虽说无官一身轻,但一个本来老管着别人的人,现在变成了家庭采购员,总觉得不是味,打点不起精神来,于是吊儿郎当,手提大塑料口袋,晃来晃去,袋子竟赫然装着两条烂带鱼。士铭是善良的,他不是讽刺挖苦退休干部,他只是敏锐地观察着、发现着、记录着这人生悲观和世态炎凉。他只是真诚地体会描写刻画着“人生”。他并没有想到以此来创造伟大的艺术品。他只是目之所遇,心之所动,入手成趣,乐在其中。正因为如此,他就超越了那些一心想做一鸣惊人的“艺术家”之流的心思和水平。他就这样找到了最合适最自由的艺术形式,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当然他在做了“劈山引水”这样的鸿篇巨制,也做了“安塞腰鼓”这样振奋人心的“主旋律”。但不知为什么,我却更喜欢这些汉俑式的即兴之作。

刘士铭继承了汉俑传统,还在于他继承了又一条原则,就是“写意”。他几乎不画速写,更不照像,他只是全身心地感受,创作时特别是做这些小型泥塑时根本不用模特,也可说根本没法找那种模特。当然对他来说也用不着再去找模特。鲁迅先生总结东西方创作方法之区别时,提出了中国人的创作方法,叫作:“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我认为这就是“写意”方法,和欧洲的写实方法有着极大区别。欧洲人2000多年来都在写实的体系之中,所以他们总是以一个人为模特,再由此综合和生发开去。而我们却一直以记忆为主。“记忆”本身就为你选择、强调、集中、概括你在生活中的印象和感受。“记忆”是最自然地把生活变为艺术的方法。我们既不完全抽象也不完全具象,而是介于似与不似之间,李可染先生名之为“意象”。由记忆而达“意象”,当然还有一长段过程,但是记忆的确极其自然地、极其容易地使艺术家进入“意象”的创造。这一种方法,带来的另一种好处就是“简要”。自然而然地去掉了繁琐细节,自然而然地突出要点,自然而然地强调和夸张,总之“记忆”之妙难以言说。可惜解放之后忽然取消了画记忆画的课程,而以简单的写实方法代替了一切。这里,本人片面推行苏派就难辞其咎了。因此,我上次的文中就说到士铭较早离开美院是福不是祸了,福就福在让他自然而然地继承发扬了“写意”传统。福就福在丢掉了画模特,既在创作原则上,又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士铭比我大两岁,但是精神矍铄,童心不减,我相信他一定会长寿,一定会有层出不穷的创造,一定会给我们这些老朋友不断带来新的惊喜!
1999年2月25日